近日，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冯天行医生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肌病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 Expert Review of Vaccines 上发表了一篇引人关注的述评。文章聚焦于一个日益严峻的临床难题：补体抑制剂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显著增加患者罹患侵袭性脑膜炎球菌感染的风险。然而，基于健康人群设计的现行疫苗接种程序，未能充分满足这些高危患者的实际需求。文章呼吁建立更具弹性的管理机制，以弥合临床需求与现行规范之间的差异。

三大风险：现行规范下的感染风险有多大？

致命感染风险显著升高

补体抑制剂使用者发生侵袭性脑膜炎球菌病的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日本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该类患者脑膜炎球菌感染的发生率为0.10/100患者年，死亡率为0.05/100患者年。即使完成推荐疫苗接种，突破性感染仍时有发生。相较于健康人群，其感染风险呈1000至2000倍的增加。

现有疫苗不完全适用

在中国，四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仅获批用于3至83月龄的儿童；B群脑膜炎球菌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唯一可用于成人的是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然而，该多糖疫苗的说明书明确将“肾病”列为禁忌症，这直接与需要接受补体抑制剂的IgA肾病患者的接种需求相冲突。此外，该疫苗在免疫低下人群中诱导的抗体滴度较低，且衰减更快，保护效力令人担忧。

抗体持久性严重不足

多糖疫苗无法诱导免疫记忆，接种后产生的抗体通常在3至5年内衰减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使用补体抑制剂的患者还同时联用其他免疫抑制剂，导致其接种疫苗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本就低于健康人群，加之抗体衰减加速，无法为患者提供长期有效的保护。

三大矛盾：为何患者陷入保护真空？

法律边界 vs. 临床需求

我国成人脑膜炎球菌疫苗的接种程序严格依据疫苗说明书执行。说明书作为一份法律文件，任何超出其范围的用法均构成超说明书用药，使接种方面临监管风险。例如：为适龄范围外的患者接种、缩短加强针间隔、或为禁忌症人群接种等。然而，修改说明书需要开展漫长且昂贵的临床试验，其更新速度远滞后于新药研发的步伐。

群体策略 vs. 个体保护

公共卫生免疫规划旨在实现最大范围的群体保护，但对于因使用生物制剂而继发免疫低下的个体而言，基于健康人群制定的接种程序存在明显缺陷。要求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针对每一种特殊人群制定个性化接种方案，既不现实，也缺乏商业可行性。文章指出，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应能容纳一条基于临床证据权衡利弊实施个体化接种的并行轨道。

社区接种 vs. 专科诊疗

在我国，常规预防接种与专科医疗服务往往分属不同机构。社区接种门诊缺乏评估免疫低下患者接种风险的专科知识，而熟悉患者病情的三级医院专科医生，却通常不具备开具疫苗教育处方的能力或进行现场接种的权限。这种信息与职能的割裂，直接导致最佳干预时机的错失。

三大建议：如何构建适应性免疫政策？

制订并动态更新脑膜炎球菌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建议国家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制订一份覆盖接受补体抑制剂等高危人群的预防接种技术指南。该指南的权威性高于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药品说明书，从而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依据。

建立伦理与医疗安全网

在技术指南发布前，可开辟一条“同情用药”通道，允许高危患者通过医院伦理审查后获得超说明书接种。同时，设立经技术指南认可的、针对超说明书使用的专项无过错赔偿基金。此举既能保护出于善意实施超说明书接种的医生，也能为出现不良事件的患者提供合理赔偿。

将疫苗接种纳入专科诊疗路径

授权使用补体抑制剂的主诊医生评估患者接种需求、开具正式疫苗处方，并在医院内的监督区域完成即时接种。这种一站式“评估+接种”的服务模式将有效提高高危患者的依从性和接种覆盖率。

结语

该述评的核心观点是，现行的疫苗监管模式主要是为健康人群设计的，它系统性地忽视了部分最需要保护的免疫低下人群。解决之道在于推动预防接种政策从“死守说明书红线”转向“依据临床证据权衡利弊”转变。我们呼吁公共卫生决策者、临床医生以及产业界共同推动这一思路转变，让每一位因接受生物制剂而暴露于感染风险的患者，都能拥有同样可靠的免疫屏障。

文章链接：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760584.2026.2708198#d1e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