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也是上海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一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一系列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任务，在当前凸显出更为重要的战略使命，也愈加需要系统发力、协同突破。其中，以人才驱动创新，是推动“五个中心”建设的基本逻辑。
那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海应如何造就优质的教育“土壤”？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就此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
印杰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上观新闻：“五个中心”建设的几个关键词，如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指向了教育、人才这些战略支撑。尤其是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需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高水平人才。
印杰：当前，世界正发生深刻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有机融合发展，互相促进，对“五个中心”建设及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应对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去“跟跑”显然无法实现，我们要探索自己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创新是核心竞争力，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和高质量孵化器。2025年上海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上海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推动设立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成立运行，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上海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创新策源能力实现新突破的决心和魄力。
上观新闻：为何如此强调基础研究？
印杰：基础研究和我国的转型发展是合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有不可预见性。大家或许会疑虑：不可预见性能否应用？应用有多大？做基础研究之前，谁也不知道。但基础研究一旦应用了，作用比应用研究来得更大。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基础研究产生的价值是应用研究量级的10倍。
上观新闻：目前有个现象：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应用研究占大比重，而基础研究较少；但我国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每年都在增加。
印杰：基础研究做的是新原理、新方法、新手段。比如说，人工智能就是新方法，我国的大科学装置是新手段。目前我们的很多基础研究不够基础，更多地在做基础和应用之间的东西。
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也决定了我们做基础研究不能只追逐热点。诺贝尔奖一向是创新的风向标，今年诺奖颁给了哪个项目，明年说不定许多科研团队就做这个方向。但诺奖很多研究都是二三十年前做的，我们还要追吗？
巴里·夏普利斯是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拿化学奖。他在2001年第一次拿诺奖，做的研究项目与不对称合成有关。这项研究到如今都是热门领域，应用广泛。但他当时就宣布，不再做不对称合成，要做更新的领域。他第二次拿奖的领域就是点击化学。在中国，很少有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
上观新闻：有些基础研究的成果未必诞生在最热门的领域里。这说明了什么？
印杰：其实，基础研究大量的原创成果来自非共识，以人工智能领域举例，最早诞生的成果基本都是被人批判的，因为无法达成共识，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
图灵奖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2018年图灵奖授予了雅恩·乐昆等人。他从1998年开始做深度神经网络的研究，认为以此方法可以研究图像，这实际是一种深度学习的应用。最早提出这个想法时，很多人都认为不切实际，雅恩·乐昆投出的论文全都被拒绝。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所做的深度神经网络都是在雅恩·乐昆的技术基础上应用的。上海做基础研究，要敢于支持一些非共识的东西。
我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伟大的发现往往源于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勇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桎梏，获得颠覆性成果，从而引领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要敢于挑战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上观新闻：基础研究需要拔尖创新人才。人才的培育往往离不开所生长的“土壤”。
印杰：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优秀的人才拥有坚实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和开阔的视野。这些综合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搭建起桥梁，找到彼此之间的联系，为科学研究开辟全新的道路。这样，人类知识的边界才会不断向前延伸。
但是，我们缺少异想天开、颠覆性、交叉性的人才，这和教育体制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强，但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欠缺。传统的教育重知识传授、重解决问题、重单一学科教育，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掌握能力强、求解标准答案能力强。我们考核的尺子也是衡量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很少鼓励异想天开。这显然无法适应创新社会的发展。
当人工智能出现以后，你会发现，解决问题可以靠机器，提出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产生创新的火花，最终形成一种生态，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与训练。
比如说，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可以鼓励学生多提问，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比如布置作业时最后一道题不妨让学生提问，当学生提出奇怪的想法时无须制止，可以引导。
上观新闻：中小学的课堂上，基础知识扎实、按部就班学习的孩子比较容易受欢迎。家长也许会问：异想天开的孩子能拿高分吗？
印杰：这或许是目前教育的一个困境，也是我们探索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高考综评，不是简单地说就招高分考生，而是选拔适合的孩子。孩子的兴趣专长和高校是匹配的，这才是最关键的。
SAT（俗称“美国高考”）是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考试和录取是适当分离的。哈佛大学会拒绝一些满分考生，校方评估孩子是否有自己的想法，是否具备社会责任感等，他们挑选的是适合的学生。
目前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仍然过于单一，往往是一个排名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对学生来说，高中三年寻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很重要。培养创新人才更需要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应该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方面上海已经在探索了。我们目前探索的综评政策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性的影响，就是提供更好的机会让更多有想法、有创新思想和能力的孩子脱颖而出。此外，上海已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计划，构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科学选拔、贯通培养机制，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全链条、长周期培养机制，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上观新闻：培养人才更应该拥有长远的眼光。目前看来，我们哪方面还做得不够？
印杰：从长远来看，人才的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不怕挫折。如今，一些科学家很怕挫折，申报科研课题，头脑里想的是“我要成功”，要有预期的成果。但是，越是原始的发现，越是基础研究的东西，出现挫折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时间周期很长。很多孩子从小在学习过程中很怕失败，如果没有成功就要哭鼻子，将来如何能做创新的东西？
我们在鼓励成功的同时，也要宽容失败。创造力的培养需要越挫越勇的意志和精神，就是要敢于挑战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情。这种意识和精神，在中国的教育土壤里还是缺失的。
师长应该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学生的失败，让他们不怕挫折，越挫越勇。对学生的培养，不管是中小学生还是本科生，尤其是研究生，要尊重他们自主的想法。如今，中国高校许多研究生都是跟着导师做科研，自主性不够。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当初研究的黑洞问题，不是他的导师所擅长和了解的，但是导师鼓励他去挑战和尝试，并给他介绍一些能帮助到他的资源。这是一种创新的氛围，整片土壤使得年轻人敢于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追随别人的步伐，这样更容易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
创新人才须发挥聪明才智，做出AI无法做到的更高级的事情
上观新闻：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
印杰：上科大很年轻，成立于2013年，但丝毫不妨碍它的目标高远。它的成立本身就承担着特殊的功能，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自然也服务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使命。
“科教融合”一开始就是学校的优势，也可以说是基因，这也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上科大的本科生需要做科研，80%左右的本科生在本科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会陆续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工作。目前，10%左右的本科生在就读期间就收获了科研成果，有的还发表了高水平学术论文。学校图书馆一年四季除了春节关闭几天，其他时间都是开放的，包括“五一”“十一”等假期，实验室晚上也是经常亮着灯，氛围不错。
另外，我们在学科设置上关注科学前沿，服务于国家战略，深度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布局了相关学科如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师生承担了多项国家大科学装置项目，这些项目相当于科学研究的“眼睛”，有了好的研究手段，更有利于做出新发明。
当下众多科学和技术挑战都需要跨学科的紧密合作，学科交叉融合也是上科大这样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色。我们没有设系，而是设置学院，例如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包含了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等不同专业。
再比如，学校比较重视与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交叉融合。上科大每一名学生必修人工智能应用基础，因为它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是一个基础技能。未来的人才必须在AI应用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做出AI无法做到的更高级的事情。
上观新闻：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学科都是高度融合的。
印杰：是的。颠覆性技术从科学的发现到应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是迭代式的，这点和传统领域不一样。它们涉及的科学、工程、技术这三方面是高度融合的。
所以，高校应该提高工程技术类学生的理科基础能力。中国的孩子抽象化能力有所欠缺，而它的提升涉及哲学和逻辑学，但如今许多高校大部分学生不学哲学和逻辑学，这方面应有所加强。
上观新闻：目前，国家正进一步优化高校学科结构，提高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比例。这意味着什么？
印杰：学科的建设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发展时代以后，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均GDP的提升以及高校扩招，理工农医类的招生比例逐步下降。
相较于理工科，发展人文社科类的成本比较低，能快速满足高校扩招的需求。人文、艺术、设计等专业的招生比例上升，不少孩子选择艺术类、设计类专业，这是个人的兴趣选择，但是全中国的孩子都学就不合理了。
学科本身不分文、理、工科，是工业化之后因为人才需求的类别细化才出现了分科。如今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更多理工科人才，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各行各业的渗透，即便是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人才也应该有数理基础，更不用说当下急需的科技史、科技伦理等相关研究，更需要理工科的基础。而理工科人才也要学习一些人文社科类课程。这也是时代发展所趋。
上观新闻：加大力度推进“五个中心”建设需要人才支撑。助推大批高水平创新人才涌现，您有何建议？
印杰：研究显示，64%的诺贝尔奖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时的年龄集中在31岁至45岁。中青年时期是科学家科学研究生涯中最富有创造力的黄金时间，青年科研人员在原始创新领域的贡献和潜力巨大。因此，呵护青年科研人才尤为重要。
如今，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还比较单一，比如过于以论文来定调贡献值。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还应该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制度，审慎地使用科学计量学对论文和科学家的评价结果。
我认为，科研资源要适当向青年科学家倾斜，资源的分配应适度打破年龄限制，针对青年科学家的科研专项，各类门槛要适度放低，给予青年科学家更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