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按照计划顺利推进，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将在2025年底竣工，2026年中运营。身为中心主任的朱畴文也期望如此。

“虽然以‘临床研究中心’命名，但上海临床研究中心首先是一家医院。”朱畴文主任在访谈中特意向“医学界智库”强调。

作为一所在建设之初就定位于研究型医院、也是国内首家以“临床研究”冠名的医疗机构，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注定要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朱畴文主任就认为，现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标准不完全适用于上海临床研究中心。

2024年7月，在中心建设工程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上，朱畴文对中心的未来如此介绍：致力于打通医学科技及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转化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形成产品”的创新之路，助力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健康城市典范。

这个目标如何达到？研究型医院的创新之路如何走通？这是摆在朱畴文主任面前的现实问题。

是医院，也是医学研究中心

走进毗邻上海科技大学（张江校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12号楼，迎面就能看到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牌子，旁边的展板上记录着中心的建设历程。朱畴文和他的团队就在这栋楼里办公，正在建设中的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就在距此数百米外。

根据医院官网介绍，上海临床研究中心隶属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上海科技大学建设和管理，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中心按照三级综合医院进行规划建设，主要聚焦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兼顾泛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免疫及肌肉骨骼疾病、感官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初期设500张床位，其中200张为核定床位，300张为研究型床位，未来根据发展需求，适时发展为1000张床位。

而上海科技大学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大学。2022年2月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建设可以追溯至2018年12月，上海科技大学向校务委员会汇报关于创建上科大未来医学中心的设想，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是学校建设未来医学中心迈出的重要一步，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为了建设一所符合未来医学理念，能引领未来医疗建筑和设计新风向的医院，上海科技大学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最后遴选了5家顶级设计公司出设计方案。如今， 这5家设计公司设计的沙盘模型都展示在12号楼的展厅里，最终被采纳的是B+H公司的设计方案。

为了充分利用医疗、科研、教育空间功能，医院采用了“前场后区（On-Stage, Off-Stage）”的设计手法。高效的前区可满足多样的就医和科研需求，安静的后区则提供了学习、协作和放松的空间。景观规划方面，B+H希望创造一个“医院中的公园，公园中的医院”，为科研引领临床突破的协作体系创造一个优美并且富有启发性的空间环境。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建筑设计最大难点在于需要同时满足项目三大定位：世界一流水平医院、临床研究中心、医学人才培养基地。为了将三大定位需求有机融合，打通研究实验室、医学院和临床空间之间的“高速通路”，促进医生、研究人员和病人间的高效互通。设计师也充分考虑和融合了医学专业人士的建议，“跟设计师沟通中，我们强调了要有足够大的研究空间，在空间设计、功能设置、人员流动等上都提出了要求，我们希望临床和科研在空间上分开，但又要有充分的结合。”朱畴文主任说。

如今，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建设工程的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在2024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朱畴文主任对2025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表示，2025年，中心工作将重点围绕工程整体竣工及顺接运营，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顺利推进；落实信息系统建设，为打造智慧型医院筑实基础；同时探讨创新型、平台化、研究型医院的运营、医疗服务、科研形式，在医务人员培养、门诊服务、住院服务和科研实践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实践，为保障2025年底竣工、2026年试运营做最后冲刺。

从医生到管理者

建设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设想虽然不是朱畴文发起的，但由他担任中心首任主任，一定是上海科技大学领导层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中国内地，像朱畴文这样的长期投身于临床实践、行政管理、科研创新和对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型人才，十分稀缺。

1992年，朱畴文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协和也是当时全国唯一实行八年制医学教育的院校。1984年入学时，他首先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专业学习，1987年才回到协和医学院继续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学习。他一直感念这段学习经历，“我真的学到很多，学校也给我了很多，不仅仅打好了医学基础，也为后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泉。”特别是在八年级时到旧金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院做交换生，实在感触良多，由此也一直想在医学教育及改革上有机会尝试。

毕业后，朱畴文入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和消化科医生。1994年，他获得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络（INCLEN）资助，赴泰国Chulalongkorn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研究临床流行病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这段经历也对他影响深远，用他的话说就是去学习临床研究的方法。他不仅掌握了国际通用的临床研究的方法、逻辑，同时，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理念也深深植入了他的内心，并被他奉为常识。“这种常识也是国际公认的共识，我们只有按照这样的路径和方法开展各种医学研究实践，才能够产生真实可靠的结果，而且大家只有用同样的标准进行研究，结果才可以比较，才能被接受。”

近些年来，这些理念越来越被国内医学界普遍接受，但朱畴文和他的同事们从30年前就在国内不遗余力地推广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并长期致力于国内的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普及和提高。

1999年，朱畴文又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斯特朗纪念医院专修胃肠动力和激素的研究。他本来已经申请了进修延期，但中山医院特地将他召回，将他从赴美进修前担任的挂职的医务处处长助理，提拔为副处长，从此开启了他医院管理的生涯。2020年，已经是中山医院副院长的朱畴文带队去武汉支援抗疫，他给自己提的四个要求体现了他身为管理者的底色：第一，给大家提供足够的防护和保护。第二，不对队员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第三，合理安排工作强度，不搞写血书、剃光头等形式主义。第四，制订好工作流程和章程，畅通沟通渠道。

朱畴文还曾有一个身份——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丰富的海外留学经历让他格外重视与国际的交流，即便是在武汉抗疫期间，他也利用自己的国际人脉，积极组织参与国际会议，交流疫情防控经验。他说：“我在复旦大学做了14年外事工作，这段经历对我影响也很大，我们不只和发达国家有交流，与发展中国家也有交流，我们去了很多国家，也接待很多国家的学者来访，让我看到一山更有一山高，尤其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领域，我们国家绝不处在最前沿，过去是仰望的学习，现在我们的学术机构可以与国际对等的交流，这种趋势应该保持下去。而这些历程的感受，也应该传给年轻人。”

2017年，朱畴文从复旦大学回到中山医院担任副院长，既负责中山医院的对外交流工作，也负责医院的医联体发展工作。从大学回到医院，朱畴文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的医生承担的任务太多，真的很苦。作为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不仅有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还要求去申报各种研究课题，绝大多数又是基础研究。朱畴文认为从医学的发展角度和大学附属医院的定位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如何创造出更加适合的条件和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来帮助这些想做研究的医生更好地成长，更好地完成任务，是中国当前所有大医院面临的共同挑战。

所以，当上海科技大学希望请他出任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时，在朱畴文看来，这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机遇，“不妨来试试！”

不卷诊疗量，医院如何生存？

近些年来，国内掀起了建设研究型医院的热潮，如浙江省制定了“建设研究型医院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在朱畴文主任看来，国内各省市的头部医院都具备研究型医院的特质，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也进行医学研究，但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不愿也不应该再重复国内医疗机构都走过的路。

“我提出，我们不应去追求诊疗量，实际也无法追求。现在大多数医院都追求诊疗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不追求诊疗量就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但这样就无法对每个病人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每个病人都能纳入临床研究，即便没有纳入现成的研究，也希望能对病人进行规范化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对我们医院来说，所有患者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珍贵的资源。”朱畴文主任说。

如果不追求诊疗量，就意味着医院无法依赖提供医疗服务来维持运转，而科研获得成果并成果得到转化又需要漫长的周期且不确定性一直有，迄今为止，放眼世界也难以找出一家医院是依靠科研转化生存发展的。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肯定要经历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这也是上海科技大学管理层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对朱畴文主任来说，如何利用好医院和上科大、中科院之间的密切关系，把一些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上“加速”进行验证，使之产生临床应用价值，是他想做也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排在招聘岗位第一位的是“医生科学家”，要求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也能从事前瞻性、创新性研究，具有强盛的学术发展能力和潜力，此外还要胜任医学人才的教学培养工作等。除了非常稀缺的医生科学家，还要招聘疾病中心主任和科室主任。相比年轻医生，这些资深的领军型人才是最难招聘的。“你的吸引力在哪？人家凭什么到你这里来？虽然我们可以描绘各种美好未来，但实际上还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创建和未来发展注定会充满挑战，从制度设计到发展模式也会充满创新，打破很多常规，对此朱畴文主任也早有预期。“我们不会一帆风顺，并不是说有人阻挠，而是国内现有的医疗生态并不支持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不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做工作，不断地沟通，去打动领导，打动同事，一步一步去走出一条新路。”

在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的一篇访谈中，朱畴文主任描绘了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未来形态。他表示，在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筹建过程中借鉴了很多国内外好的模式和经验，尤其是上科大在有关创新转化、知识产权归属、资源协调分配、医院与大学/医学院无缝衔接等方面，已经具有卓有成效的举措和对未来的设想安排，其中一部分对他而言也是全新的理念。

“现在还面临很多未解的问题，我们先做起来，把医院建成、运营起来，理顺内部关系，协调安排资源，未来要做相关研究、实验，也要去一步步申请资质，所以路是走出来的，需要时间，千万急不得。”朱畴文主任说。

尽管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定位是研究型医院，但朱畴文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求中心每一位医生，都一定要有某种级别以上的研究课题。在他看来，好的研究课题是可遇不可求的，需要慢慢去孵育。作为一个平台，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要为这里的每一位医生科学家、临床医生、医务工作者提供支持、创造条件，包括人员能力的提升，经费的扶持等。

朱畴文主任说：“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不能要求大家都早上7点到医院，晚上10点再离开，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毕竟也要生活。对我们的医生来讲，我希望他们都有一颗从医的心，在临床工作中能有思考，能提出各种问题，而年轻医生都要有一个积累成长的过程，吃苦多付出是必然的，但明显的是不可能上来就要求有大课题，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成长的空间和条件，而不是一味从门诊量、手术量上给压力。”

朱畴文主任倡导团队合作精神，他希望未来这种精神能在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有很好地发扬，通过团队合作来减轻临床医生面临的科研压力、降低难度。在他看来，系统化的临床研究很重要，但也很难，医院会提供完善的科研设施，但并不要求临床医生把全部工作“单打独斗”都做下来。临床医生搞基础研究很困难，泡在实验室也会占用临床学习和工作时间。在朱畴文看来，基础研究并不一定由医生来做，可以找相关专业人员合作，临床医生专注于提高临床诊疗质量和发现有价值的临床研究问题，大家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一个课题并发表成果。当然，对真心热爱基础研究的临床医生，也要个别化对待。

在医院官网上，这被总结为临床问题驱动型研究，组建医生科学家领导的包括临床医生、基础研究者以及药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专家的团队，积极倡导与践行临床问题驱动型研究，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出其中的科学问题，通过开展系列转化医学研究产出诊疗标准、实践指南、创新药品、医疗设备等解决方案和诊疗产品，最终回馈到临床进行验证、评价和优化。

作为一所医院，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提出了“以疾病为中心的整体医学模式”，打破既往以学科为主的科室设置，建立以病种为中心的多学科专业组，联合基础医学研究团队，共同推动疾病机制、筛查诊断、治疗方式的研究。最大程度地帮助患者共同选择适宜的治疗手段，减少医疗机构内的转诊、检查，降低医疗费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在朱畴文的设想中，未来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会推出一种新的“全科”制度，类似于近些年来在美国出现并快速发展的一种新型住院医师——Hospitalist（医院医生），负责病人从入院到出院以及之后随访的全流程工作，让专科医生更多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我想在我们医院创建一个院内全科的制度，让病人通过一个医生就能获得全面的照护，尤其患者的疾病如果涉及多个系统，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得到更好的诊疗。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但是很难，不只是方案设计，还包括收费机制。”

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重点发展方向，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则聚焦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六大疾病领域，并围绕这六大领域开展临床实践和试验，进行基础与转化研究。未来，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目标是要成为医学科技思想策源地、临床研究开放共同体、医学人才培养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器。

身为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朱畴文一再强调不要着急，要找到合适的人，要有合适的投入。“有些领域我们要大有作为，有些地方可以小有作为，但不能没有作为。什么都要求跑在前面是不可能的。”